圖片來源：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提供
傅可恩沒想到的是，他現在反倒成了家族里唯一一個在亞洲的人。
20世紀六十年代，一位猶太裔美國物理學家離開出生長大的紐約，舉家搬到阿富汗，在那裏做了八年的大學教師。這是 Friedman 家族首次踏入亞洲。沒過幾年，物理學家帶著懷孕的妻子去臨近的伊朗旅遊，未料妻子卻半夜陣痛，意外地把孩子生在了伊朗。他們給這個男孩取名 Kerim，一個不管在美國主流社會還是猶太社區都不太典型的名字，有些中亞的味道，為的是紀念他的出生。23年後，這個男孩繞了一大圈，又回到亞洲，最終定居在台灣，現在的名字叫：傅可恩。
台灣花蓮壽豐鄉，是今年已經47歲的傅可恩在亞洲最熟悉的地方。壽豐鄉的東華大學，擁有全台灣第一個專注原住民族研究的原住民民族學院，主要招收原住民學生，傅可恩在此教授語言人類學和視覺人類學。夾在台灣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狹長的花東縱谷中，北起花蓮，南至台東，這里也生活著台灣人數最多的原住民族，人口超過20萬的阿美族。
跨越太平洋的遙遠距離來到亞洲，最終讓傅可恩留下來的，正是這個採野菜、捉蝸牛、捕海魚、釀米酒，以母系社會傳統祭儀與古調歌謠而聞名的原住民族。從操著半生不熟的中文開始，傅可恩扛著一部攝影機，在花東縱谷做了數不清的田野調查，生生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學習阿美族語的影像民族誌學者。今年10月，亞洲第一個國際民族誌影展在台北舉行第9屆，5天放映42部紀錄片，關於台灣原住民的佔去一半，策展人正是傅可恩。
他用中英雙語主持映後座談，對台灣原民文化的瞭解令在座華人驚嘆。可就是這麼一個人，在1991年剛到台灣的時候，還驚訝地問朋友：「什麼？原來台灣有原住民的嗎？」
第一站雲南：我當年是個背包客
傅可恩不是沒見過原住民，中國大陸的叫法是少數民族。1990年，他在全美排名前十的哈弗福德學院讀到人類學三年級，決定休學半年，到中國旅行。那個年代，背包客們已經發掘出今天很熱門的中國西行路線，傅可恩走的就是這條路：他從紐約到香港，然後進入廣州，一路走雲南、四川、新疆，再沿著絲綢之路和沿路的背包客拼車，從全世界最高的高速公路走到了巴基斯坦。
他第一次見到少數民族，就是在這趟旅行中。在麗江，他遇到傣族和納西族，在西雙版納，他遇到了白族。那時少數民族的漢語也不好，跟他半斤八兩。「我遇到北京來的人，他們講中文都講得很快。可是那些少數民族都慢慢講，我們的詞匯也都比較簡單，反而比較容易溝通。」
他對中國最早的興趣，和他童年在亞洲的經歷並沒什麼關系。反而是在紐約，他讀聯合國附屬小學，交了兩個最好的朋友，是一對來自中國的雙胞胎。聯合國小學的學生種族國籍非常多元，每個人都必修法語課，到了七年級（相當於初一），還要選修一門第二外語。因為這兩個好朋友，他選修了中文。他還記得那個年代的教科書，教的詞都是「同志」之類的。他努力學了幾年，覺得中文真是有點難，算是沒學會。
